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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河湟文化灿若星河,它无疑是黄河流域众多文化类型中一颗最亮的星。然而,也正是因为地理概念上的“远”,河湟文化又少有人识,被淹没于青藏高原浑厚的土地中。但同时,河湟文化连同它诞生的这片土地,却无不散发出神秘而迷人的气息。为此,《海东日报》人文周刊推出王伟章先生《有个远方叫河湟》系列文章,试图从另一个角度重新认识河湟、了解河湟,找到开启河湟文化的一把独特钥匙,敬请读者关注。

  唐朝文学空前繁荣,“诗歌”最为光彩夺目。因此,唐朝被誉为诗歌的“黄金时代”。河湟诗雄浑壮阔,集健逸开朗的唐诗大美与高寒壮阔的塞外风情于一体,集与众不同的风俗民情与情系苍生、心忧家国的大爱责任意识于一体,将心中大爱化作深沉诗句,载入历史长卷之中,成为文学艺术的高峰。

  读《全唐诗》,你就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无论是文人和官员都喜欢将有关河湟的信息记录下来,或创作成诗歌。从太宗贞观八年(634年)唐蕃建立友好关系以来,使臣往来频繁,从使臣身上了解河湟,感悟成诗,就成为河湟诗的又一重要来源。而使臣在出访之前,也常常有亲友或同僚送别,这些送别之作自然也成为河湟诗的组成部分。

  《全唐诗》中所收录的17首应制诗均为送别金城公主和亲之作,是中宗在送别公主的宴会上,“因命从臣赋诗饯别”,从臣因此纷纷作诗。同时,使臣将出使途中的所遇所感付诸笔端,吟咏成诗。在唐蕃交往的历史过程中,和平友好与战争交锋交替穿插,尤其是安史之乱之后,河湟地区被吐蕃占领,当地百姓也被迫学习吐蕃风俗,这对关心国家安危与百姓疾苦的诗人来说是极大的刺激,因此他们创作了大量的诗篇表现当时的情况,对战争状况进行描述,对百姓不幸的生活表达同情,同时对战争进行反思。

  当然,在这缤纷多彩的诗歌长卷中,诗人乐观积极的心态,诗句宏大开朗的描述是占大多数的。河湟诗借景抒情,记录了青海独特壮丽的自然景观,为河湟诗增色不少。张籍的《塞下曲》中有几句诗为:“边州八月修城堡,候骑先烧碛中草。胡风吹沙度陇飞,陇头林木无北枝。将军阅兵青塞下,鸣鼓逢逢促猎围。天寒山路石断裂, 白日不销帐上雪。”诗中清楚地表现出了青海的气候特点,风吼沙飞,树木常年在风沙侵袭下北方的枝条难以生长,本是中原夏日的八月之天,当地却天寒地裂,白雪堆积,一派冬日严寒之景。夏日飞雪乃是高原地区的严寒气候的表现之一,佚名著《夏日忽见飞雪之作》就有详细描写:“三冬自北来,九夏未南遛。青溪虽郁郁,白雪尚皑皑。海陶山恒瞑,愁云雾不开。唯余乡国意,朝夕思难裁。”青草虽在,白雪却覆盖其上,夏日与冬季毫无明显的区别,更突出高原独特的自然环境。

  在当时人们的眼中,河湟民俗也别具风情。吐蕃“衣率毡韦,以赭涂面为好,妇人辫发而萦之”。《时世妆》云:“时世妆,时世妆,出自域中传四方,时世流行无远近,腮不施朱面无粉,乌膏注唇唇似泥,双眉画作八字低,娇媸黑白失本态,妆咸尽似含悲啼。圆鬓无鬟堆譬样,斜红不晕赭面忧……元和梳妆君记取,髻椎面中无华风。”吐蕃的赭面风习传入长安,一时成为长安妇女追逐时髦和风姿的标志。

  王建《凉州行》云:“重壮贱老,母拜于子,子倨于父,出入皆少者在前,老者居其后。”这首诗不仅写出了吐蕃传统的民俗特色,还写出了吐蕃与唐在交流沟通过程中的相互学习与交融。

  在唐蕃交往的历史中,战争伴随始终。以天宝十四年(755年)安史之乱爆发为时间点,前后河湟唐诗又分为两个阶段。

  贞观初年,唐王朝对吐谷浑进行了四次征战,吐蕃于咸亨元年在青海湖附近的大非川打败了唐朝薛仁贵的大军,夺取了唐朝十八个羁縻州,罢龟兹、于阗、疏勒、碎叶安西四镇,并消灭了吐谷浑。咸亨元年的大非川战役开启了两国军事交锋的序幕,此后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双方交锋不断,而青海成为争夺的焦点。

  开元十八年时,在金城公主及多方的努力下,唐蕃在赤岭立碑划界,并扩大了互市贸易往来,约定互不侵犯,此后多年虽偶有摩擦,但总体上仍为和平状态,而到开元二十五年河西节度使崔希逸袭吐蕃,破之于青海西,战火重燃。唐玄宗开元二十五年,王维以监察御史的身份出使边塞,慰问表彰河西节度副使崔希逸,创作了《出塞作》和《使至塞上》两首诗,“居延城外猎天骄,白草连天野火烧。暮云空碛时驱马,秋日平原好射雕。护羌校尉朝乘障,破虏将军夜渡辽。玉靶角弓珠勒马,汉家将赐霍嫖姚。”唐蕃交战时战火纷飞,但大唐将士英勇作战,豪迈无畏,在战争中一举歼敌取得了胜利,全诗气势高昂,将唐军的骁勇善战与飒爽精神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是河湟诗中较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王维的另一首《使至塞上》同样具有以上特点,“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这几句诗已成为边塞诗歌中广为流传的佳句。

  天宝八年(749年),哥舒翰攻克石堡城,这是唐蕃战争史上又一次大规模的战役。石堡城近赤岭,消灭吐谷浑后被吐蕃占据,严重威胁陇右安全,唐军曾数次向该城发起进攻,终因山道险远,易守难攻,而没能攻占。天宝八年,哥舒翰率军在付出巨大代价后,攻克石堡城。李白《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君不能,学哥舒,横行青海夜带刀,西屠石堡取紫袍。”他批评哥舒翰用上万士卒的生命换来个人官爵的提升与封赏,身上的官袍是用前线将士的鲜血染成的。当然在李白的《关山月》中也曾描画出“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的万里边塞图的同时,也抒发出“由来征战地,不见有人还”的呐喊。诗人放眼于古来边塞上漫无休止的民族冲突,揭示了战争所造成的巨大牺牲和给无数征人及其家属所带来的痛苦,但对战争并没有作单纯的谴责或歌颂,诗人像是沉思着一代代人为它所付出的沉重代价,读来让人凄凉哀婉。

  杜甫对石堡城之战的态度与李白类似,在其诗《喜闻盗贼蕃寇总退口号五首》中就有:“赞普多教使入秦, 数通和好止烟尘。朝廷忽用哥舒将,杀伐虚悲公主亲。”杜甫认为哥舒翰此举是对之前和亲成果的破坏,公主和亲取得了和平的成果,战争将这一成果摧毁。但王维认为这场战役的胜利体现了大唐军威,是值得庆贺之事,因此作了《贺神兵助取石堡城表》赞扬此次大捷。

  哥舒翰在天宝十二年 (753年)再次出兵吐蕃,攻下了吐蕃的洪济、大漠门等城,并占领了九曲,次年在九曲设置洮阳、浇河二郡及神策军,得到了诗人高适的赞扬,高适在《九曲词三首》中就写道:“铁骑横行铁岭头,西看逻逤取封侯。青海只今将饮马,黄河不用更防秋。”诗人认为将吐蕃势力赶出九曲,青海可以自由放牧,应作为盛事来宣扬。

  杜甫无疑是河湟诗最重要的创作者。他所作如《送高三十五书记》《兵车行》《前出塞九首》《扬旗》《送杨六判官使西蕃》《蕃剑》《对雨》等多篇作品与西北战事密切相关。

  王嗣爽《杜臆》认为《兵车行》即是“注谓玄宗用兵吐蕃而作”:“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君不闻,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亲人离别,青年而去,白头而归,众多兵士战死沙场,乡村破败,萧条悲痛之情难以言说,与吐蕃的战争让百姓生活艰难辛苦,“戚戚去故里,悠悠赴交河。公家有程期,亡命婴祸罗。君已富土境,开边一何多。弃绝父母恩,吞声行负戈。”“出门日已远,不受徒旅欺。骨肉恩岂断,男儿死无时。走马脱辔头,手中挑青丝。捷下万仞冈,俯身试搴旗。”这些苦楚不仅使诗人自身感同身受,更通过细腻深刻的诗句将它们一一展现出来。同时,希望家国平安、百姓安乐的深切愿望也强烈地表现在诗作中:“送远秋风落,西征海气寒。帝京氛曼满,人世别离难。绝域遥怀怒,和亲愿结欢。敕书怜赞普,兵甲望长安。宣命前程急,惟良待士宽。子云清白守,今日起为官。垂泪方投笔,伤时即庐干。慎尔参筹画,从兹正羽翰。归来权可取,九万一朝抟。”

  吕温是亲临吐蕃的使者兼诗人之一,安史之乱后他在出使途中撰写了大量的河湟边塞作品。吕温出使的时候是804年,河湟地区已经陷落了几十年。吕温在《题河州赤岸村》有云:“左南桥上见河州,遗老相依赤岸头。匝塞歌钟受恩者,谁怜披发哭东流。”描写的是河州“遗老”披发左衽;《经河源军汉村作》有云:“行行忽到旧河源,城外千家做汉村。”河源军,在今青海乐都。河源军是唐高宗在仪凤二年(677年)所置,代宗宝应时(公元762年)没于吐蕃,故诗云“旧河源”。诗中的“忽”,有突兀感,出乎吕温的意料,没想到还能看到汉人的村落;“旧”,则是引发了诗人的回忆。

  《旧五代史》说,在吕温之后30多年,开成年(唐文宗的年号,836年正月-840年十二月)间,唐朝使者去河湟地区,犹有陷吐蕃之人夹道迎呼,流泪问道:“皇帝犹念陷吐蕃生灵否?”据说语音已经有些不同了,但是衣着还是汉服。他在《蕃中答退浑词二首》云:“退浑部落尽在,而为吐蕃所鞭挞,有译者诉情于余,因而答之。”述行程见闻,云贞元年间吐谷浑部落尚在,而奴役于吐蕃。诗曰:“退浑儿,退浑儿,朔风长在气何衰。万群铁马从奴虏,强弱由人莫叹时。退浑儿,退浑儿,冰消青海草如丝。明堂天子朝万国,神岛龙驹将与谁。”退浑儿即“吐谷浑”,吕温在出使吐蕃途中经过青海,遥想起当年吐谷浑的强盛壮大以及他们在青海湖中的湖心岛屿养龙驹的故事,再联系现状,他们已成为吐蕃人驱使的对象,今昔的巨大差异让他不禁感慨万千。

  可以说,读唐诗,读的是中国人的精神。如今的唐诗不再只是诗,它更是一种精神,一种向往,而不了解河湟诗,就不能读透唐诗。无论李白、杜甫还是吕温,河湟唐诗提升了唐诗的文化高度,河湟唐诗赋予了唐诗更多的风骨和情怀。正所谓,不见河湟,怎见诗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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